再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第三届IM两岸青年影展即将开幕。在已经举办的两届，三千多名参赛选手中，只有几十位笑到最后，在表彰结果里留下了名姓。

　　这些登上了领奖台、拿到了奖金、作品被行业开了光的年轻人，“后来怎么样了”？

　　没读高中而去艺校学了曲艺的王鹏，没毕业就进入部队演出队摸爬滚打，拉大幕、搬道具、演小品，什么都干过。

　　六年之后，他考入北电导演系，从本科读到硕士。自编自导自演的毕业作业《莜面窝窝》就在自己家里取景，让父母和自己本色演出，表现了一家人的疏离与孤独。

　　不过虽然是最根正苗红的电影科班出身，《莜面窝窝》却故意拍得粗糙，“基本不打灯”，不搞“装修”，“要在创作上做减法、生产上做加法”。

　　今年，王鹏本来接了一个师姐的长片项目的执行导演工作，但没想到疫情的反复，原定在成都和三亚的拍摄都宣告流产，王鹏甚至没能和剧组汇合，只好在大理闲着。

　　他的选择是离开北京那个“圈子”，可拍可不拍的宁可先不拍，尽量不碰广告或网大、网剧，“因为就是不想拍那些东西”。

　　王鹏的计划是自己慢慢写本子，像众多的北电导演系校友一样，坚持作者表达，耐心等待机会，而出于他个人的趣味，则是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拍出中国特色的喜剧类音乐剧。

　　从重庆大学的广播电视编导毕业后，她进入《人物》前主编张悦的团队，拍过纪录片，后来离职申请了哥伦比亚大学，转而拍出了获奖的剧情短片《烟雾弥漫》，借一位移民加拿大多年的老太太回国探望女儿和外孙女的故事，举重若轻地探讨了宗教、亲子、中外等几大命题。

　　今年，她把自己的名字改了：把原名“高可馨”的最后一个字去掉。在继续紧张地学习美式电影课程之余，高可的主要心思，都花在了让自己变成一个故事片创作者上。

　　她反省了自己在《烟雾弥漫》阶段的问题，“导演的局限就是在于人的局限”，“对导演工作理解不够”，“跟观众离得远了”。而诀窍在于，拍电影要“一切都是松弛，但一切又都是有意的”。

　　像不少的留美派一样，高可对影像创作，正在从冲动、直觉的“知其然”，逐渐转向了更理性、更超然也更产业化的“知其所以然”。她现在已经大体完成了第二个剧情短片的剧作，等待2023年年初投拍。

　　祁骥2021年从北电导演系硕士毕业，算上本科四年“年年前三”，以及考研时的初试全国第一IM电竞，他本该是标准的北电娇子。

　　他在大三时的作业《一只蓝色的虾》入围了多个国内外影展，而且他坦承当时耗尽了全力去用心制作，但时过境迁，祁骥现在并不觉得该片“很好”，自己对短片、长片的理解都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在后面几部短片上，自己的“视听语言都在迭代”了。

　　尤其是参与过釜山影展，与海外的创作者广泛交流之后，祁骥更是觉得很多国内年轻人、乃至于北电学生对“短片”这个体裁都存在不少误解。

　　2022年，祁骥入职了一家北京的艺，保障温饱的前提下，一半时间当老师，一半时间潜心创作，硕士毕业作品、“意识流”的《恐龙蛋》也开始“往外投了”，而他更长远的目标是，“留点东西在电影史上”。

　　表现一位贵州农民工生存状态的《喊工》，是首届IM两岸青年影展中颇受瞩目的纪录片。由于题材敏感，创作者杨娟当时仍在大学里就读研究生，起初许多人为她的成绩欢欣鼓舞，此后又因各种情况冷处理了影片及随后的获奖消息。

　　今天的杨娟已经毕业，她也开始了自己的第一部纪录长片的创作，亦即《喊工》的同题材扩展题材，也正是第二届IM两岸青年影展的训练营获奖项目《招待所》。

　　她依旧单兵出战，身兼摄影、剪辑、导演三职，把自己牢牢地与一个具有外来务工基地属性的贵阳市某招待所捆绑在了一起，注视并记录着那些被主流视野所忽视的底层劳动者。

　　出身于非专业院校，两次的IM经验，在相当意义上说，改变了杨娟的人生。获得奖励，领到奖金，当然是最直接的成果——《招待所》的制作费用，正是来自于IM生生不息创作训练营的扶持金。

　　然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参与IM，杨娟意识到了自己虽然不是北电中戏，但发现自己可能没那么差。

　　《招待所》项目，她预计在2022年之内完成拍摄，并在2023年剪辑完片。而此后，她决定坚守独立纪录片这条赛道，向自己的偶像想田和弘靠拢IM电竞，拍出一些“周浩、徐童他们那样的片子”。

　　覃飞凯在众多的中国电影青年里im新闻，有两处与众不同的特点：其一是他获奖不断的作品《越南公婆上巴黎》是一出强情节、高概念、有着典型犯罪、动作类型的“商业片”。而绝大多数的学生短片，都是节奏缓慢、演员不多、强调情绪的文艺“小”片。

　　其二是在正片、海报、剧照及其他宣传物料等等林林总总、边边角角的地方，覃飞凯都主抓了视觉设计，在字体、字号、配色、线条、底纹等等细节上，他都做到了精致讲究，体现出了不俗的设计品味和事无巨细的控制欲。

　　而恰恰这正是一个好导演应该有、可如今很多所谓“导演”者却没有的重要素质。尤其还要看到，覃飞凯出生于1998年，即使在“学生导演”的行列里，他的年纪之小和能力之强，都是极其显著的。

　　不过，这一年对覃飞凯来说过得很艰难，从浙江传媒学院摄影专业毕业之后，既做摄影师又做导演的他，接了不少乱七八糟的活儿，“政府宣传片什么的”，挣钱不多，辛苦不少。最近还开始研究起了“10秒一个反转”、“满屏都是音效”的抖音竖屏剧。

　　但作为一个导演胚子，他不肯轻易认输，“不会改行”，有工就开，而且他也很清醒地认识到，种种辛苦和拮据，最终都会变成自己未来创作的财富。

　　他在云南云龙县古浪乡的民族中学当了一年的支教老师，教两个年级的历史和美术，一个年级的地理。

　　在这所离大理有三小时车程的“山上的学校”，贾雨翔体会到了某种昔日《孩子王》所表达的东西。不过，于今孩子们并不缺物资，校舍漂亮现代，甚至每个学生都有一台配发的平板电脑，可是认知上、思想上的鸿沟，“读书无用”的观念，“缺老师不缺钱”的现实，甚至比从前更严峻。

　　平均每个班里都有一两个孩子被医学确诊的轻度或重度抑郁，尤其让贾雨翔感到非常痛心。那些边缘的、细微的、被忽略的东西，是他觉得特别值得用视听手段以记录的。

　　贾雨翔从小致力于从事教育，而纪录片则是他就读大学以后的兴趣，显然他发现了这个工具本身的教化作用。陆续在多个学生纪录片比赛上获奖，更让他坚定了做纪录片的信念（可惜的是，辗转多种交通工具，从山里赶到平潭，“也没拿奖”）。

　　如今的他，即将回到大学校园攻读研究生，而对于未来，他打算要像不少的国内独立纪录片作者那样，兼顾教学和创作，毕竟“独立纪录片”在当下生存不易，但价值不小。

　　作为IM的前评委及媒体顾问，我很荣幸能够受组委会之托，和这些从IM起步的年轻人聊聊，听他们讲讲自己的近况（备注：第二届头奖得主艾麦提的故事可见这篇《IM·专稿  那个30岁拿了30万的头羊这一年在干什么？》）。

　　不言而喻，他们都有青年人的热情和信念，尤其是通过IM的肯定，让他们收获了更多的自信，以及最重要的那种“吾道不孤”的欣慰。

　　奇妙的是，如果不是这样一个短片展，不论是这些年轻人之间，还是我和他们之间，彼此的人生几乎不会产生交汇。

　　如果说出自北电导演系的王鹏和祁骥，或许的确从一开始就有了从事影视的决心，而且如今也仍然领先着身位，但是杨娟、贾雨翔等，却很可能正是因为IM等平台的出现，IM电竞才偶然又宿命地撞进了“创作”这条冒险之路。

　　而残酷但又无妨说公平的是，影视业的确更多是一个比拼才华而非其他的“自由竞争市场”，好汉不问出身，毕赣、忻钰坤、顾晓刚这样的野路子，和北电科班的文牧野、白雪、邵艺辉，以及留洋派的张大磊、温仕培、黄梓，都已然崭露头角、扬名立万了。足以说明，这个行业尽管严苛，但留给年轻人的空间仍然可观。

　　不过另一个毋庸讳言的是，除了杨娟可以凭低成本制作的那部长纪录片，剩下的几位其实都还没有长片项目——而“长片”，的确是一道很难冲破的门槛。

　　说得再冷酷一点，本人在近20年的电影媒体生涯里，其实还目睹过不少拍过一二部成色不错的长片的新导演，慢慢地，也就从行业里消失了。这个行当不止门槛高，淘汰率也很高。要真正成为一个“导演”，实在需要逆水行舟、甚而是陆上行舟的体力和毅力。

　　所以，今天本文里的这六位，当然或许在未来会成为“一个字头”，但也可能就此湮灭无踪了。不过，即便如此，拍出过得到专业肯定的短片，而且，来过平潭体验过大风、上台领过奖状这一件事本身，无论如何，都会是这些年轻人生命中值得铭记的决定性瞬间，一如曾经的那场甜蜜的恋爱。